对美元中间价升至半年以来新高 经济企稳支撑人民币汇率走强******
对美元中间价升至半年以来新高——
经济企稳支撑人民币汇率走强
本报记者 姚 进
在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下,近期,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强。
Wind数据显示,截至2月2日16时30分,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最高触及6.7007元,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最高报6.7057元。2月2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升至2022年8月以来新高。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累计调升2516个基点。
“2月2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拉升主要是因为美联储明确将放缓货币紧缩,加息周期临近尾声,短期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落地,市场情绪和预期再度得到修复和强化,推动人民币汇率上行。”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有鑫表示。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月1日在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加息25个基点。由于美联储此次加息为2022年3月以来加息幅度最小的一次,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本轮加息周期已渐近尾声,全球风险资产有望迎来反弹,非美元货币的贬值压力有望大幅缓解。
我国经济企稳则是近期人民币汇率走强的内部原因。中金公司外汇专家李刘阳认为,1月以来,中国经济持续恢复向好,北向资金加速流入,人民币出现升值趋势。“在中国经济快速恢复的背景下,证券资金流入、结汇需求增强、美元走弱主导了1月人民币汇率的强势行情。”李刘阳说。
自美联储去年3月份启动本轮加息周期以来,人民币汇率最低跌至7.3下方,但中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经受住了考验,人民币汇率在全球主要货币中表现相对稳健,跨境资金流动更趋均衡,彰显出强劲的市场韧性。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认为,人民币汇率灵活度提高带来的好处也进一步显现:没有影响国内金融和物价稳定,增强了国内货币政策自主性;“减震器”作用正常发挥,减轻了对行政干预手段的依赖。“这有助于提振境内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货币的信心。”管涛说。
展望今年人民币汇率走势,专家和研究机构认为,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涨跌取决于中国经济基本面。近期,随着经济基本面企稳,人民币汇率也将得到有效支撑。未来,在外部压力趋缓、国内经济向好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将呈现双向波动、温和回升,并逐步回归合理均衡水平。同时,外资看好中国经济前景,人民币资产吸引力提升。
一方面,美联储加息进程转入下半场,叠加市场对美国经济前景担忧,美元指数上行动能趋弱,人民币汇率下行压力减小。李刘阳认为,美国通胀放缓带动美联储加息预期回落,中国与欧洲经济企稳预期带动风险偏好走强令美元承压,即使短期美元指数可能会因为风险偏好变化有所反弹,但基本面的变化让美元指数重回新高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
另一方面,最新公布的先行指标传递出国内经济回升向好的积极信号,为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运行提供良好环境和支撑。“经济稳金融稳,经济强货币强。”管涛说,随着中国经济加速复苏,国内外普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人民币资产投资价值受关注,2023年人民币汇率走势有望实现逆转。
“短期来看,海外通胀、地缘冲突等不确定因素对外汇市场或继续构成扰动。但整体看,人民币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相对有利,预计双向波动更加常态化。”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表示,国内经济稳步复苏,市场风险偏好回暖带动资金趋势流入,外贸保持韧性,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加之人民币弹性显著增强,将在国际收支中发挥稳定器的作用。
“中国经济走向复苏的迹象十分明显,随着修复动能不断强化,中美经济基本面或再度扭转,人民币汇率或存在进一步升值空间。对于中国央行而言,汇率压力缓解意味着政策空间打开,国内经济有望在政策支持下进一步企稳回升。”信达证券分析认为。
管涛提示,当前,内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人民币汇率有涨有跌、双向波动加大,市场主体不宜单边押注汇率涨跌,而需要强化风险中性意识,加强货币错配和汇率敞口管理。
史安斌: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以网为媒“催化”人类文明共享共荣
在世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映射在网络信息传播领域,表现为三个相互交叠的发展趋势:首先,尽管“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仍未改变,但以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媒体力量在“西方缺位”的背景下日渐强大;其次,在“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的裹挟之下,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导致部分西方国家陷入“抗疫”与“抗议”的双重困境,一些西方政治人物向中国“甩锅”“追责”,国际舆论环境更为错综复杂;再次,尽管媒介泛社交化已经成为网络传播领域的新常态,但在社交媒体上,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的情绪与心理,进一步加剧了舆论极化的态势。
我们需要结合当今时代出现的各种新挑战来理解全球网络传播的发展趋势,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运用于变革当中,从而在“大变局”和“大疫情”的纵横交织中寻找符合国际传播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困局
21世纪蓬勃兴起的前沿科技将人类传播带入智能媒体时代。借助手机等随身媒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真正做到了“无时不有”“无远弗届”,媒介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麦克卢汉在半个世纪前畅想的“地球村”已然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然而,当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与之相伴相生的“信息疫情”加剧了人类冲突风险。互联网和社交平台在新闻传播领域“第一落点”的定位日趋凸显,各类碎片化的虚假信息、流言蜚语、轶事绯闻呈现病毒式传播趋势。相较于主流媒体,一些网民开始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获得资讯、分享观点。然而,由于“圈内人”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致使他们每天得到的讯息经由立场的过滤,与之观点相左的理念逐渐消弭于无形。更有甚者,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回声室”“过滤气泡”等负面效应加剧共识的撕裂,形成各式各样“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偏见闭环”,阻断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的有效沟通。
各类智能媒体平台所依赖的算法推荐在为用户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操控了其接受信息的性质、类型和范围等。研究显示,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的消息推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用户的社交网络。这不仅基于其所拥有的朋友数量,更重要的是朋友之间交流的频率和类型。社交平台通过关注用户的朋友圈、兴趣爱好以及推送机制强化其社区归属感。传统主流媒体不仅思考“受众对什么感兴趣”,还会考虑“受众应该要知道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新闻符合公共利益”。社交平台的把关机制则首要考虑的是“对用户来说什么是有趣的”。因此,算法的出现不仅仅是信息传播主体的转变,更是把关标准的转变。基于个体价值的“过滤气泡”机制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偏见闭环”。失去有效的跨文化对话和沟通,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早在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就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2021年1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致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的贺信中为各国媒体共同探索这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国际格局演变深刻复杂。如何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广泛凝聚世界共识,媒体肩负着重要社会责任”,应当“努力做民心相通的传播者、人文交流的促进者,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考虑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可以采用以网为媒的思路,分析梳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国际传播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所扮演的“桥梁”及“催化剂”角色,催生建立世界各国广泛参与的文明交流互鉴机制,在“一起向未来”的美好愿景下维系人类文明的多元共生和永续和平。
如何摆脱当前跨文化传播的困局,实现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到“美美与共”的“天下大同”?除了促使智能媒体在技术和机制上进行自我完善和修正之外,还要靠提升人类自身的跨文化传播素养和以重点新闻网站与大型社交平台为代表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
首先,无论是新闻内容生产者、新闻网站和社交平台的运营者还是受众、用户,都应当像对待自身文化那样尊重其他文化价值观,不应使用语言或符码来有意贬低“他者”,从而打破“偏见闭环”对个体和社群的桎梏。
其次,信息传播者和内容生产者应当客观、真实地认识和再现外部世界。诚然,不同文化对“真实”的界定并不相同。所谓“真实”也是一种社会与文化建构。即便如此,在跨文化传播中,信息和内容生产主体也不能蓄意歪曲真相,误导和欺骗受众。
最后,聚焦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人际沟通与组织交流,关注各种不同文化的“交集”和“共情”,最大限度地做好跨文化传播,消弭彼此之间的差异和分歧。
上述智能媒体时代跨文化传播的建议旨在实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社群与族群之间的和平共处与交流互鉴。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观点都精辟地阐明了跨文化传播的要旨所在。正是在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影响之下,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包罗万象。从这个意义来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中国方案,为破解智能媒体时代的“偏见闭环”所造成的跨文化传播困局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全球传播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探索出一条更加普惠公平、多元包容的发展道路,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共享共荣。
作者:史安斌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3期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